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新框架研究

苏金智张强杨亦鸣语言科学 2022-04-24

提要

本研究充分肯定了已有研究在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及其理论框架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但也发现了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并重新构建了一个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新框架对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重新进行定义和分类，使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及其分项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定义及其分项能力之间的关系尽量保持一致性，解决了过去关系不一致等问题，尤其是避免了把国家语言能力与个体语言能力完全分离的做法。新框架还对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学科性质进行了定位，提出了提升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新思路。

关键词

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定义分类理论新框架提升

一、引言

语言能力研究是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的话题。2014年6月5-6日，由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主办的“世界语言大会”在苏州举行，与会代表围绕“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这一主题，就语言能力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语言能力与语言教育创新、语言能力与国际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达成了共识。其中提到：采取措施提全体公民多种语言的能力，将有助于满足日益显现的全球社会需求；语言能力包括母语能力、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区域以及国际交流语言能力等；促进人民、机构、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是提升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语言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促进人民、机构、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文明互鉴；网络空间应体现世界的语言多样性，各语言社区都应该从信息交流技术中受益。《世界语言大会苏州共识》认为，语言能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提升语言能力已经成为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张强、杨亦鸣2016:69）。语言能力与国家的安全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因此，对国家语言能力进行理论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尽管文秋芳等在《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一书进行了两个阶段的理论构建（文秋芳、张天伟 2018），最近，文秋芳又在已经构建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新的框架（文秋芳 2019）。可见，这一领域的理论构建仍处于艰难探索阶段。苏金智等（苏金智、张强、杨亦鸣 2019）在对国家语言能力性质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家语言能力概念和构成作出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希望能有助于全面认识国家语言能力的范围和主体。鉴于我们对这一领域和相关领域的思考和探索，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理论框架与新框架视角下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新思路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引起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为国家语言能力理论研究，尤其是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二、现有国家语言能力主要理论框架的贡献及其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得益于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有关语言能力的研究，二是有关外语能力的研究。美国学者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外语能力的研究，中国学者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始于引入美国学者有关外语能力的研究，但引进后扩大了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范围。外语能力只是语言能力的一种，因此可以说，语言能力的研究在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中，是起着主要作用的。语言能力的定义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戴曼纯在对经典语言能力定义（主要指乔姆斯基和海姆斯的定义）和其他学者提出的定义进行分析后指出，鉴于语言学各领域的研究目的和对象不同，有充分的理由用不同的概念表示各自研究的范围，而根本没有必要都把某一语言能力定义当作绝对标准，造成诸如此类的争论。（戴曼纯 1997:103）张强等提出“机能一素质一技能”三层语言能力设想，认为语言能力由语言机能、语言素质和语言技能构成。语言能力既包括母语能力，也包括外语能力、障碍者的语言能力、机器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张强、杨亦鸣 2013：576）江苏师范大学团队最早对当代语言能力概念进行全面构想，提出将语言能力分为个人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三个层面，并凝练为五个科学问题。（苏金智、张强、杨亦鸣 2019）江苏师范大学团队不仅在语言能力的理论，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能力关系方面提出新见解，还对作为母语和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的语言能力及其评价标准提出了思路和方案。刘淑学等在制定汉语语言能力标准过程中提出，汉语语言能力教育目标，应该包括语言知识素质、语言能力素质和语言文化素质的“三级递进”的动态目标。汉语语言能力标准的制定应在标准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职业语言能力和艺术语言能力四个层面展开。（刘淑学、于亮 2013）刘淑学等还进一步提出，语言能力应该区分三个角度：语言能力层次、语言能力构成和语言能力主体。不同的角度需要不同的语言能力标准。而汉语语言能力标准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建立一个科学、实用、简明的描述语库。（刘淑学、余光武 2013）王仁法则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言能力评估的理论与应用进行了研究。（王仁法 2014）韩宝成对国外语言能力量表进行了研究，简要介绍了国外语言能力量表研制的背景、级别划分及其描述特点，并对每个量表的优缺点进行了评述，同时提出应该研制中国统一的学生英语能力标准，以便统筹规划国家的外语教育工作。（韩宝成 2006）韩宝成等对中外外语能力标准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美国的外语能力标准着眼于军事目的或外语教育，主要从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两个维度对语言能力进行描述。欧洲和加拿大的外语能力标准以交际语言能力理论为理论基础，聚焦于完成语言活动的能力维度，前者用于促进欧洲各国教育资格的相互认证，后者用于规范和评测国内移民的第二语言能力，标准的形成是经验、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果。国内外外语教学标准主要服务于外语教学，除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外，跨文化策略成为其描述指标的明显特征。（韩宝成、常海潮 2011）杨惠中等建议制订亚洲统一的英语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制定时还可以参照欧洲委员会的“欧洲语言能力等级共同量表”，尽可能做到与国际接轨。（杨惠中、桂诗春 2007）方绪军等对语言能力的评价标准进行了研究，主张制定全国统一的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并提出制定的原则与方法（方绪军、杨惠中、朱正才 2008），他们认为《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在语言教学与测试领域堪称典范，并在这一参考框架基础上结合语言能力水平测试（包括汉语）进行了讨论，对如何做好汉语水平测试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方绪军、杨惠中、朱正才 2011）。这些研究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国家语言能力的评价标准及其评价体系的研究，都起到了直接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学者布莱希特和沃尔顿（Richard D.Brecht & A.Ronald Walton 1993）最早从国家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能力角度完整地提出“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概念，将这种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应对各种原因。产生的特定语言能力需求的能力，包括创建当前没有提供的或是没有广泛提供的语言教育的能力”。同时指出这种国家语言能力还应该能够应对长期的或者变化的国家需求。文章提出应当迅速启动创立全新可持续的“平常较少教授的语言”（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LCTL）的教育战略体系，通过语言教育填补美国语言能力不足，应对和满足语言能力的国家需求。这里的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外语能力，或者说是英语之外的语言能力（Brecht & Walton，1993）。其后，布莱希特和里弗（Brecht & River 1977）进一步论述了国家语言需求和联邦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支持，从新世界格局出发分析了国家政治、军队、社会、经济对外语能力的需求，同时分析了高等教育法在满足国家外语能力需求方面发挥的作用。这种能力文秋芳最早解读为国家的外语能力，文秋芳等探讨了国家外语能力、全民外语能力和公民外语能力三者的定义与相互关系，进而依据构成要素、存在形式与转换机制，尝试构建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框架。文章还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国家外语能力，尤其是两国在外语资源的种类与质量以及两个转化机制上的异同。（文秋芳等 2011）中文文献最早使用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的是李宇明（2011），在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其中包括国家发展所需的语言能力”后，还提出五个分项能力（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随后众多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杨亦鸣首先提出语言能力的三分法和国家语言能力定义有广义狭义之分，认为语言能力可以分为个人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行使国家力量时所需的语言能力，如在抢险救灾、反恐维稳、海外维和、远洋护航、联合军演、护侨撤侨及各种国际合作中，国家语言能力都起着关键作用）。广义的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公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层面在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种国内外事务中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杨亦鸣 2015）赵世举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多方面能力的总和，提出七个分项能力（语言资源拥有能力、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国民语言能力、语言人才储备能力、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语言影响力）。（赵世举 2015）魏晖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资源的效率，是一种突出内部要素禀赋的内生性能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提出了七个分项能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魏晖 2015）文秋芳在美国学者和李宇明思路的基础上不断修改自己提出的定义和理论框架（文秋芳2016、2017、2019）。文秋芳依次构建的三个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是：（一）2016年构建的国家外语能力理论框架。将国家语言能力重新定义为“政府处理在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并将这一能力分为五个分项能力：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和拓展能力。（二）由于自己对前期定义过于狭窄，分项能力未能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不足进行反思，2017年重新阐释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并提出新的评价标准。国家语言能力由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两部分构成。（三）鉴于国家语言能力定义未能摆脱美国学者的思路和美国国防部的实践，根据中国国情，2019年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新定义及其构成。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政府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语言能力”，接着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治理能力、核心能力和战略能力。从文秋芳的理论构建发展过程看，作者一直在寻求一条理论恰当和充分解释事实的道路，但是由于定义的不断修改和理论框架的不断改变，逐渐使国家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远离语言能力，完全把个体语言能力排除在外，导致国家语言能力的分项及其评价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能力及其评价大相径庭，致使其国家语言能力的评价体系涵盖的是一套难于操作的指标。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在语言能力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新概念，并结合中国国情和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对这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力图建立一个具有逻辑性、系统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从而更好地结合语言实际，为提升中国国家语言能力服务。这些研究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体系，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各自的理论框架下提出的一些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建议，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当然，由于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容易混杂，因此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存在着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不管是经典的语言能力理论还是扩充了的语言能力理论，语言能力都是建立在作为个体的人之上的，也就是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主体都十分明确。国家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不管是国家还是政府，都改变了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这就难免存在语言能力与执行主体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为解释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执行主体与语言能力之间关系以及不同国家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带来困难。文秋芳认为，李宇明分项能力中没有区分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语言能力，各分项能力之间缺乏内在逻辑关系；赵世举将国民语言能力纳人国家语言能力不妥；魏晖的分项能力缺乏内在逻辑结构。（文秋芳 2019：59）董希晓同样指出文秋芳在理论框架构建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在描述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主体时，出现过‘国家’和‘政府’两种提法，但未阐明二者的区别与关联”。（董希骁 2019：95）文秋芳所遇到的困境，不仅在前两个阶段中存在，在最新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同样没有得到解决，新的框架主要致力于调整分项能力的关系，分项能力涵盖的维度及其解释的充分性。把个体语言能力排除在国家语言能力之外，是文秋芳理论框架始终贯彻的原则。这种把个体语言能力分离出来的做法必然导致国家语言能力远离个体语言能力，让国家语言能力逐渐变成国家权力的变体，最终可能导致语言能力的国家权力化。三、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新框架及其价值 为了解决现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对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作出解释，并试图重建一个符合语言理论与语言事实的，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理论框架。要达此目的，第一，应该对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进行重新定义和分类，尤其是语言能力的分项能力分类系统应该与国家语言能力的分项系统相匹配，不仅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各自的分项能力之间有合理的逻辑关系，二者分项能力之间也应该有合理的逻辑关系；第二，应该明确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第三，国家语言能力的评价体系具有可操作性。为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需要，可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把语言能力定义为：人类在社会环境中获得并在此环境中使用、传播和管理的能力。这里语言是广义的，是不区分语言与言语的，而且包括手语、秘密语（包括黑话）、体态语、非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具有代替有声语言或书面语言传递信息的功能，甚至“能对信息传递中的保真和保密起积极作用”（陈原 1983：173）。文字自然也应该包括在内，文字能力与书面语能力密切联系，直接影响读写能力。一百多年来有关汉字改革的争论，实质上是一场有关汉字是否影响学习者语言能力提升的争论。汉字（包括古文字）的认知和使用能力，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命脉和文化安全。汉语拼音已经成为国内外中文学习者的辅助工具，汉语拼音的习得和应用能力也是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能力可以有五项分项能力，也就是习得能力、交际能力、传播能力、技术处理能力和管理能力。习得能力指个体在家庭、学校或社会中获得语言知识的能力，包括母语习得、外语习得和通用语习得的能力，包含了单语能力和多语能力。通用语包括地域通用语、国家通用语和国际通用语。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主体民族语言往往是地域通用语，如西藏的藏语，新疆的维吾尔语，内蒙古的蒙古语。国际通用语主要指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苏金智 2016）交际能力指个体在获得习得能力之后具备适应语境选择语码进行听说读写，进行社会交际活动的能力，包括杨亦鸣（王英杰 2015）和苏金智等（苏金智、张强、杨亦鸣 2019）的社会语言能力，也包括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转换能力。传播能力指以传播语言文字为目的，从而扩大语言文字功能和影响力的语言能力，也包括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传播思想、文化或一定意图的语言能力。前者主要指教学传播能力，后者主要指媒体传播能力，政府部门的这两种能力主要来源于职业能力。教学传播能力是教师需要的职业语言能力。技术处理能力指处理语言文字的专业技能，包括口语翻译能力、书面翻译能力、机器处理能力（包括编码、解码、输入、输出）等。这种专业技能属于职业语言能力。翻译能力与交际能力中的语言或方言之间的转换能力差别在于，后者是多语人在社会日常交际中自然具备的一种应变的个体语言能力，前者是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所具备的职业语言能力。机器语言能力是人类赋予机器的语言能力，一旦机器具备了赋予的语．言能力，操作机器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才有可能利用机器的语言能力。技术处理能力是政府部门的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的主要来源。管理能力指对语言习得、语言应用、语言传播、技术处理和语言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这里语言管理能力中“语言管理”概念与语言管理理论中的语言管理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语言管理理论是新出现的语言规划理论，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个人和社区交际的语言管理方法。这种理论把语言管理分为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简单管理指对个人交际行为出现的语言问题进行管理，组织性管理是在个人交际之上，涉及多个交际情景，往往由相关机构参与的语言管理。该理论认为管理语言的层次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微观涉及个人、家庭、小型社会网络中语言管理，中观涉及文化和职业团体、经济组织、媒体、教育机构、地方政府；宏观层次涉及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王英杰 2015）我们所说的语言管理能力中的“管理”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念，管理的范围不只是交际中的语言问题，而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五项内容，语言管理能力的执行主体可以借用这一理论的界定，即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不同层次，因此，个人、机构、政府部门、国家和国际组织均可以作为管理的执行主体。个人的语言管理能力主要包括对第二语言语种的选择，自身交际话语的管理，提高习得能力、交际能力、传播能力和技术处理能力的规划、执行、监督、改进等能力。政府部门语言管理能力除了对个体五项能力进行宏观上的指导和管理外，还对核心部分的五项能力进行直接的管理。语言资源的管理包括对政府掌控的语言资源和能利用开发这些语言资源的人才的管理。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和机构组织的。公民或国民语言能力属于个体语言能力，职业语言能力（公务员语言能力、教师语言能力、主持人语言能力、新闻发言人语言能力）属于群体语言能力，政府机构语言能力属于机构组织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语言能力是处理国内外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是个体语言能力、政府部门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管理能力的综合体现。个体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获取的基础部分，政府机构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组成的核心部分，国家语言管理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获取和提升的保障部分。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框架如下图。

个体语言能力可以涵盖所有五项分能力，只有国家所需的那一部分能力才属于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来源，也是组成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部分。离开个体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国家所需的个体语言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渐进过程，因此决定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不可一蹴而就。国家所需的个体语言能力的提升将直接影响政府部门语言能力的提升，两者水平也体现国家语言管理水平。

政府部门语言能力由职业语言能力、语言的国内外传播能力、语言资源管理能力、语言信息处理能力和机构话语能力五项分能力组成。这些能力一般都可以通过语言能力的五项分项能力来实现。政府部门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主体，政府部门的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核心，政府部门的机构话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关键。政府最高机构、军事、国防、外交、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媒体等部门的语言能力是直接体现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机构。国家语言管理能力指在宏观上对五项分项语言能力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为了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需要进行语言文字的法制建设，开展语言规划（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声望规划），制定适应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语言政策。国家语言管理能力是个体语言能力和政府部门语言能力发挥功能的保证，也是国家语言能力获得、提升的重要保障。从国家所需的个体语言能力角度看，国家语言能力是从事国家事务工作人员以个体语言能力为基础，以政府部门所需职业语言能力为依托，在国家语言管理能力影响下，在履行公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性的语言能力。一个国家个体语言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国家语言能力获得的质量，也与国家语言能力管理水平息息相关。从政府部门语言能力看，国家语言能力既是政府工作人员个体语言能力和职业语言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机构语言能力的体现，是政府各部门利用语言处理国家事务，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体现了国家语言管理能力水平。从国家语言管理能力角度看，国家对个体五项语言能力，尤其是习得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发展在宏观方面具有推动作用，对政府部门五项语言能力的提升在宏观方面具有指导作用。国家是否能在法制建设、语言规划和制定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语言政策不仅关系到自身的语言管理能力，也关系到个体语言和政府部门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不是单一的。国家语言管理能力的执行主体是国家，在国家需要的个体语言能力方面，需要个体所具备的语言能力属于国家语言能力，其执行主体是个体，并非国家；政府部门语言能力实际上主要来源于个人语言能力，其执行主体是政府部门，但与个体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些部分执行主体也隐含着个体。例如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时，是在执行公务，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主要是政府，但也包含着发言人本人的个体语言能力和职业语言能力，可以说作为执行主体的政府部门和作为执行主体的个体同时都在起着作用。国家语言能力的评价体系应该由国家所需的个体语言能力评价、政府部门语言能力评价和国家语言管理能力评价组成。国家所需的个体语言能力评价主要包括母语能力、母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能力、外语能力和通用语能力的评价，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语言能力的评价应该包括个体语言能力评价和职业语言能力评价。母语能力、母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能力、外语能力、通用语能力和职业语言能力这些涉及具体语言的能力的评价，本文在前面已经介绍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具有重要价值。鉴于职业语言能力在提高政府部门语言能力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应该加速这方面的研究并尽快出台相关职业语言能力标准。国家语言管理能力的评价自然不同于前两种评价，如何评价需要进一步探索。为了进一步深人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应该把研究工作提高到学科的高度。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学科性质是什么，还没有学者认真阐述过。文秋芳简单提到过，国家语言能力属于语言社会学的分支，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处女地（文秋芳２０１９：６７）。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语言社会学已经逐渐融人社会语言学，两者不再做严格的区分（苏金智２００４），因此可以说，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可以归属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近阶段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是毫无疑问的，能不能作为分支，还要看今后研究的发展情况。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一直在坚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研究方向，一直在关注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相关研究。语言交际能力是国内外社会语言学界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1989年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语言学工作者专门就这一领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主题是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与会者讨论了言语交际和交际语言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言语交际的各种规律和模式，言语交际与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和社会环境等的关系，书面交际和口头交际的关系，言语交际中的语言障碍和心理障碍，言语交际中的角色关系、话题选择、语码选择及其转换，交际语言在不同职业中的应用情况（诸如医护语言、乡镇干部语言、审讯语言、广告语言、贸易洽谈语言、新闻采访语言），会议还讨论了体态语等问题。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刘焕辉、陈建民 1993）。2011年在锦州召开了第六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语言、民族与国家”，议题涉及国家语言发展战略研究，语言使用状况调查与语言规划研究，语言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语言文字传播研究，语言接触与语言关系研究等。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语言、民族与国家》。2013年在广西百色召开的全国第七届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跨境语言研究，议题涉及到跨境语言的分布与类型，跨境语言与语言规划，跨境语言与语言管理，跨境语言背景下的语言教学问题，跨境语言与汉语国际传播等。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跨境语言与社会生活》（苏金智、卞成林 2015）。中国社会语言学界有关语言交际能力、语言与国家发展战略、跨境语言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都为我们构建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学术思想。这一新框架的理论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原有的理论和理论框架有新的重大突破。新框架是在美国学者最早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的思路上进一步发展出来的，与李宇明（2011）、杨亦鸣（2015）、赵世举（2015）、魏晖（2015）和文秋芳（2016）等的思路基本上保持一致，所不同的是，新框架中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及其分项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定义及其分项能力的关系保持了一致性，理论框架具有较大的解释力，比较好地解决了过去所存在的国家语言能力与语言能力之间关系不一致，语言能力执行．主体不清等问题，尤其是避免了文秋芳所有框架把国家语言能力与个体语言能力完全分离的做法。二是新框架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学科性质进行了定位，这对推动今后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这一新框架的应用价值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能够为国家提供比较准确的所需语言能力解决方案的思路，为国家制定语言发展战略规划服务。这一框架可以应用到提升当前中国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六种语言能力：为进人全面小康社会和扶贫攻坚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为顺利进人智能化社会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为国家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为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为保证当前国家迫切需要的五种国家语言能力得以实现的国家语言管理能力。第二，可以用来进一步改善现有的语言能力评价体系。第三，可以提高政府部门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管理能力。这一新框架的社会意义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由于新的理论框架把个体语言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的基础部分，可以让公民认识到个体语言能力与语言人才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促进社会民众、社会群体自觉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形成多语多元的社会环境。第二，个人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构建，方便世界各国人民的旅游出行、学习工作，以及生活融人，实现真正的“地球村”。第三，新的理论框架有利于公民了解语言能力与国家形象、话语权、国家安全的关系，从而自觉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服务，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四、新框架视角下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新思路

李宇明在对应其国家语言能力分项能力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五个方面：制定国家外语规划；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策略；全面加强公民的语言能力；努力发展现代化语言技术；提高国家语言生活水平（李宇明 2011）。杨亦鸣在《人民Ｒ报》（2015）发表文章呼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提高国家语言能力提出了紧迫要求。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需要迅速构建相关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应急体系。赵世举认为应该深人研究我国各种语言需求和国家语言能力的薄弱点，及时制定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方略和建设规划，全面推进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赵世举 2015：118）魏晖从语言资源观角度讨论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构成和评价问题以及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实力概念的差异，认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应该从普及力、生命力、开发力、管理力等四个方面考虑。（魏晖 2015）这些意见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提出了十分有益的意见。

张强等在提出开展语言能力提升探索实践的同时，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主张应着重进行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等的研究，切实提升国家语言实力，建立国家语言智库。（张强、杨亦鸣 2016）这一思路对提升国家语言管理能力，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框架视角下的新思路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就是提升国家所需语言能力中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的那一部分能力。只有全面了解国家所需语言能力需求和现有语言能力的不足，针对不足部分采取措施使之提升到符合国家的需求，才能够实现目的明确、措施有力、方法得当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分清国家所需语言能力与国家现有语言能力的区别，并根据国家发展需要明确所需语言能力的范围，分析所需语言能力与现有语言能力的差距，以此寻求解决办法，制定切实的方案，提升国家现有的语言能力，满足国家所需语言能力的需求，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上面在谈到新框架的应用价值中我们提出来了提升当前中国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六种语言能力，这六种国家语言能力应该列为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最重要的目标，提升的侧重点应该各有不同，提升的方法和策略自然也应该不一样。扶贫攻坚需要提高贫困地区个体语言能力，特别需要提升的是这些地区个体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得和交际能力；一带一路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是与沿线国家沟通无阻的语言能力，特别需要具备与当地人用当地语言熟练沟通的语言能力；为顺利进入智能化社会所需要的语言能力是语言信息处理能力；国家要拥有更多国际话语权，需要提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体语言能力和职业语言能力，需要增强国内外语言传播能力。国家安全需要的是关键语言能力，主要是提升相关外语能力；文化安全需要的是防止母语语言能力受到外来语言威胁，产生母语危机，防止濒危语言和方言的语言能力退化，导致语言或方言的消失。要提升以上五种国家语言能力，就需要国家语言管理能力在宏观上发挥作用，保证这些语言能力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五、结语

本研究对过去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和理论框架进行了重新审视，发现了相关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已有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并尝试用新的理论框架对如何提升中国国家语言能力提供了新思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时间不长，理论研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学界要达成一致的共识仍然需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新框架视角下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评价体系研究，制定适应国家需求的语言能力测试标准，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背景，开展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调查和对比研究，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找到提升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提升途径，为世界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些重要的问题，本文还未来得及细论。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前景非常广阔，这些重大问题将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

作者简介苏金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会语言学，研究兴趣主要有：赵元任学术思想研究，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与历史，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港澳台语言，闽南方言，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法律，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与研究等。

张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神经语言学、理论语言学，以及语言能力与语言服务研究。

杨亦鸣：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工程语言学。

本文来源：《汉字文化》，感谢苏金智教授的支持。

延伸阅读

语言科学